我來到了蒙馬特的山腳,沿著邊坡悠長的樓梯往上爬。盡頭就是聖心堂。

  樓梯變成了割分陰陽兩世界的界地。左邊,下行的遊客滿臉憂戚的黑氛,一個人、一個人搖頭嘆息。右邊上行的旅客還不知道天地變。世界的真相第一次在山頂上,有待我們發現。

   

  是在眼腦輕靈閱讀文本時得到的消息,立刻目不轉睛。法國小哥顫抖的直播之手對準了燃燒的尖塔,路人行色匆匆,紅通通的目眶鬼魅一般。他的手機成為全世界的眼睛,於是小哥說起了英文。全世界目擊了語言的笨拙與身後烈燄的靈巧。至於我,千頭萬緒、氣喘吁吁,衝上了蒙馬特高地。超現實的火。超級現實的火。

  之後我將描寫的,以聖痕之手拿著啤酒的導遊,他在最後一次的導覽中,也達成了同步,從此後無來者。

     「同時」,是聖母院火焚的第一碎想。

  聖母院還在燒,節目已同時報導。聖母院的烈燄中,電臺邀集了木匠、建築師、音樂家、哲學家、中世紀學家進行直播,知性的談話聲中,無時差向聖母院道別。

  彷彿聖母院被火轉化了、隱形了,寓於他們平靜的嗓音中。

  

  

     平常覺得歷史遠。史書上寫著某某建築物於某某年燒掉了,也難得激起幻想。就連金閣寺,焚燬也像上古時代的事了。

  九一一是上一次歷史像彗星一樣靠近。可是,九一一的時候,畫質沒那麼高,也沒有手機直播。事件的當下只有主流:各大電視臺的連線報導。所有的分眾:職業攝影師、遊客、攝影愛好者、監視器鏡頭等等,都只能在第二日、第二眼、第二時間被挖掘、被發現、被看見。當是時,注意力還沒私有化,由傳播寡頭收繳後集中分配。大電視臺拍攝世貿雙子星的角度影響了幾億人的觀點。私人的影像紀錄被權威買下後,以獨家、花邊、秘辛、陰謀論的形式出現。

  聖母院的火焚,是以二零一九年的高科技、無限民主的角度,分流、分眾,全方位紀錄了毀滅。聖心堂的廣場上,所有人都在直播,畫質全是1080p。

  我們被吸納進歷史中,同時也以為自己掌握了歷史、創造了歷史。至少,為歷史創造了高畫質。

  我們臨在現場:聖心堂廣場上,幾百人被歷史的幽靈船擄去。歷史就這樣忽如其來臨到,我們逃也逃不掉、躲也躲不了──是要怎麼樣的偶然,才會剛好在巴黎看見花之凋萎。

  

  

     樓梯盡頭的山巔,一個美國旅行團於大火中結束了導覽。遠的衝天的煙塵與火光讓近的一切變得不確定,恍恍惚惚的。導覽恍惚地說,「謝謝大家今天的參與。」一群美國人恍惚地鼓掌。

  他們在想什麼呢,他們在想,我們究竟觀看了什麼,我們究竟參與了什麼,他們是這麼想的嗎。他們有想過,他們這一趟再怎麼別出心裁,原也終究不過是二十一世紀無數億規格化旅遊其中一場的出行,竟從此萬中選一,將永生釋放靜電般的詛咒,觸手即燃,彷彿聖母院為了拯救他們無可救藥的平庸而犧牲了自己,將「無可取代的經驗」這一過去的必然、今天的不可能,重新頒給了全人類。當他們導覽到一半,聖母院起火燃燒,他們會覺得這是天啟嗎,世界末日嗎,無垠的荒謬嗎。荒謬是人類為二十世紀下的總結,如今像幽靈一樣跟著我們到了二十一世紀,以紅色和黃色顯現出來。

     美國人。是啊,美國人會怎麼想呢,要反恐嗎,要出兵嗎,是國家的戰爭嗎。二十年前我們一同見證了九一一,他們的災難充滿了美式的英雄主義,好人壞人,至善巨惡,跟他們的電影一樣鮮明尖銳。

  至於法國,同樣是重大建物的毀滅,這一場國家級災難沒有敵人,原因不明,就好像聖母院走到一邊,逕自燒了起來。不需要愛與恨與理由,沒有一個人傷亡,一件件的藝術品靜靜地、寂寞地,被火攝走、撩去。

     至於導遊,我想,他會在他簡陋的小房間中,腦勺磕著牆壁哭泣或大笑。剛剛,山頂的廣場上,他精妙地介紹巴黎時,巴黎正一點一點少去,彷彿他的話啟動了言靈,提及某物,某物就開始亡佚。他還是那麼匠氣十足地待人接物嗎,還是走到這邊幽默,走到那邊知性嗎,還是引用海明威,取悅穿著T恤棒球帽的北美鄉民嗎:他以高雅的語調、精美的手勢,朗誦《流動的饗宴》之最名句。他曉得美國人就愛這味。剛剛,當他熟極如流,以誠懇為業,妙使語言的火把照亮巴黎每一個角落時,火慢慢、慢慢升高,旋轉,一公分又一公分吞嚥著尖塔,那也是一種語言,一種說話。塔變成了塔形的彤紅的炭,木炭是沒資格與天比肩的,只能倒塌。小災忽生,中災繁衍,大災再無餘地,他做了怎樣的選擇呢,他敬業地視而不見嗎,怎麼遣詞用字呢,可是,對一名導遊來說,目睹八百年來聖母院的第一場大火,視而不見是敬業嗎,怎麼樣才會敬業呢,該說什麼好呢。普通又幸福的導遊人生初次現了天坑,還是說,他努力與火燄並肩齊跑,完成八百年最後一次遊客得以親見實物的導覽呢。過了今天,他還能怎麼辦呢,人生還能怎麼辦呢。這些年來,他的口頭禪會是:

     我當導遊這麼多年,每次看聖母院都是全新的心情。

     如今真的在火中一片嶄新。他中年已過半,在晚春仍須開暖氣的小房間中抱著頭,人生像塞納河中翻覆的小船,沾滿了聖母院迸落的炭碎與火灰。他賈其餘勇,伸手抄起啤酒,拉拉環時便割傷了手,血填溝壑,聖痕顯形。

  

     剛剛,他發現,原本已靜止在他口中的聖母院的歷史,又醒了、動了起來。卷軸掉在地上,逕自往前推進,出現了一張火燄形的剪紙,旁邊刻了奧祕的古字。於是,他打算冷靜精巧地,說出兩百年後,他不會認識的那些同行將在修復如新的聖母院廣場上熟練分享的大事紀臺詞:「二零一九年,聖母院遭遇火焚。」

  他第一次沒有落後聖母院,第一次與聖母院的年表肩並肩向前推進,好像他邊走,腳下有紅毯一邊展開。恍然覺得自己是推動歷史的人。

  

  

     當時不知跟法國將繼續有緣,遂在自以為的法國餘生裡週週跑聖母院。巴黎的勝景都太靠近了,恍然形成一張網,聖母院便是網的扣環,提起聖母院便是整張網的拉升。避開向晚與假日的人潮,戴著潔白的無線耳機,就這樣輕輕慢慢入院去。

  參加過一次導覽,和藹的在地阿嬤做義工解說的。當時法文陋劣,聽不懂木作石作宗教藝術的專有名詞,很多細節就模糊著,美美的一團。

  離題小談:我們已經到了一個超旅行時代,科技免去了諸多的行程之熵。我們不必再花分秒閱讀紙地圖,不必旅館一間間敲門去。卻變得太快太順了,往往就放棄細節,每個景點都變成美美的一團。

  至火焚後一日,我終於聽懂了,也來不及欣賞。

  

     參見得多了,這一團解析度慢慢也高。知道花窗的主題,各窗在各窗的位置,有它們的尺寸與顏色。也拜訪過不少歐陸大教堂,聖母院並非美之最震驚。立面之美,看米蘭主教座堂、翡冷翠聖母百花大教堂;中樞森嚴氣象,看羅馬聖伯多祿大殿;內裡繁光萬彩,看南歐任一中型以上教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新範式,看巴塞隆納聖家堂。在法國,巴黎聖母院也不最老、不最大、不最高,甚至還缺了兩座塔尖。她就是家常中的奇觀,奇觀中的家常,兩者結合的生命物。向所有人開放,一進去就是踏實、篤定的感受。排椅的木頭香。

     精微的野心讓我想看遍教堂。看遍,不是掃過去,不是讀文字、聽導覽後看,而是記憶。對,不如就說是:記憶她。為此我鑽研記憶之法、術、勢,希望在心海中收納一座光線投射出的教堂,鏤空的珍寶,以念力三百六十度旋轉。眼睛像雷射一樣緇緇掃過,她無損而我日增。今後,就算離開巴黎,教堂將永駐心中。

  火焚前一年,我遵守記憶的禮儀,虛擬的道義,週週赴聖母院研習,以神經元與電位差代替管風琴與玫瑰窗,八個世紀的工程就在我眼睛後方,建成一座沒有重量,需要時可以顛倒夢想的大教堂。

   

     我終究弄混了一件事,就是藝術之間易於互相啟發,難於互相轉換。妄圖背誦整座聖母院,然後以腦為矩陣,將結構之善、器物之美折射為文字之工是不可能的。

  可以說,半年間,我所有記憶聖母院的努力都白費了。獲得的只是形象與精神,而非文字。

  閉上眼,萬暗中,我看見一座細節無限敞開乃至纖毫畢露的教堂。我請她離開物質媒材,移駕符號之中,以文字重建聖母院。

  她拒絕了。她說,這是我的極限了,我在這裡很好。

  我請她留久一點。

  

  

  幽靈船將我們輕輕放回原地,生活從此微微地不太對。

  一塊地磚軟了下去。一群飛鳥叼著人骨。咖啡廳的一個包廂中,無論怎麼微笑,相片洗出來都是黑白。

  

    

     火焚持續著。聖家堂一公分一公分長高,聖母院一公分一公分變矮。

  是一種火的平衡嗎?

  不,不如說,聖家堂以形式表現有機──花果的雕刻、樹木的結構。聖母院的有機性則在火焚中大彰顯。

   

  

     花名「森林」的穹頂率領著它附近一切的舊,以火為地下鐵,就這麼離開了,在原本是穹頂的地方留下了十字形的巨大空洞。這個空洞是對二十一世紀的邀請。

     「可能」,是聖母院火焚的第二碎想。

  聖母院既是「善」的概念以物質呈現,在漫長的八百年大建造中,「善」的概念也當然迭經轉變。動土、棄置、修復、焚燬,乃至於將來的再修復,聖母院本身就是「善」的拼裝車,八百年來的「可能」之屋、「有機」之殿,無生命的有生命。

  時序二零一九年的今天,也許穹頂「森林」可以休矣。也許更適合換上太陽能板,或甚至就以輕物質罩著,安上平行宇宙顯影的裝置,每個人以後都能看見自己的穹頂。

     一旦做了決定,就從蓄勢待發的無,重回腳踏實地的有。下一次的「可能」,也許是下一個八百年,下一場和平時代的火。

  二零一九年的我們,要如何接穩這個「可能」的挑戰?是不是要安裝上我們這個時代的「善」?

  巧得令人嘆息的,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善」,也許恰恰就是,「可能」:可能跨國移動,可能宇宙殖民,可能性別平等,可能種族平權,可能眾聲喧嘩,可能行星死滅,可能嵩壽齊天,可能大規模瞬間殺人……

     能不能將「可能」安裝上去?

  如果我們這個時代的最高概念就是「可能」,為什麼不?如果二零一九年的我們被迫承接了大火的飛鏢,我們可不可以留給後代,後代的後代,一個主動選擇的權力,讓聖母院十字形的空洞成為二零一九年的獻禮?

     一場至今八百年的堆積木遊戲到了我們手中。可能我們決定,在這個空洞中,以「可能」填補可能。

  

  

     「自由」是聖母院火焚的第三碎想。

  在蒙馬特山頂,我遠眺市區,發現巨大的火光噴發著意義。

     早就可以想見:「巴黎末日已近」。早就可以想見:「歐洲文明喪鐘」。早就可以想見:「信仰傾頹之地,大教堂自會遠離」。望災生義讓沒有大教堂的人們滋生了一點自豪。

  那麼法國人呢?搞笑新聞網站可沒要共體時艱:

 〈號外!杜拜與卡達冠名贊助聖母院重建〉

 〈號外!上帝現身巴黎市政廳並表示震怒〉

  Youtube上有一則火焚前三天發佈的影片,兩位古建築修復師在他們新的任務地──聖母院的鷹架上,暢談關於修復聖母院,他們高雅的願景。他們說:這是聖母院史上第一次。他們說:他們還在猶豫尖塔要塗成深灰還是淺色。

  聖母院在燃燒,留言區也一起失火:「他們在那邊猶豫咧,現在好啦,結果是灰色的。炭的那種灰。」「娃,真的是聖母院史上第一次呢!」「娃,又有好多工作機會了!」「猴──誰菸蒂沒熄好?」「讚,這是非常激進的修復手法:砍掉重練。」「不用修啊,很潮耶,現在法國有全歐洲第一座敞篷大教堂了。」

     左派批評花大錢修教堂,同時路有凍死骨,證明到了二十一世紀,石頭還是比人命值錢。大家開始追蹤捐贈鉅款的大家族、大集團是否意在減稅。生態主義者則以聖母院火焚起興,反思人類世中的自然環境,個人與集體的層次能有什麼行動……螢光幕上,情緒最近乎失控的,似乎只有職責所在的那一位:共和國總統。

     沒有舉國同哀。也不必,這不符法國國情。聖母院已是巨大符號,火焚的聖母院變成中空的、更加巨大的符號,邀請大家代入自我。聖母院剛剛開始燃燒,法國人已經自由地思想、行動起來。

  

   

     宛如暴雨中撕衣下跪:留學生哀痛逾恆。

  工作的、旅遊的、定居的、歸化的,落寞,有的;感傷,有的。社群網路中集體倒地的,是拿學生證的一群人。

  因為聖母院,她是「更好」的象徵。「更好」:新鮮的空氣,漂亮的生活,精妙的分析,自由的創作及思想,深邃的理論與實踐。二十四路公車從側面經過,七十五路公車從正面經過,車上的我以稜鏡的目光靜靜包裹她。她不動我動,旅遊書、婚紗店、音樂劇多年來為這木、石、玻璃、金屬構成的訊息系統添加的過於盛大的重要性,因為我終於日日在此搭公車了,就一瞬間釋放出來,在初春冰涼的空氣中開出虛線的花,完成了透明的兩座尖塔。

  臺灣與法國只有在清法戰爭時擦身而過,接著就在歷史中背對背走下去,臺灣在法國的留學生也就異於他們黑非洲與白非洲的同學:我們在此,腦中沒有過去,肩上沒有歷史,沒有任何的真相與正義等待我們。我們平行移動,不像他們在前殖民地/前殖民母國的階序之中升降;我們不控訴,我們不曾被辜負,我們輕飄飄的,沒有血的重量。我們沒有這種立場,我們負責拍照:一個阿爾及利亞人與一個突尼西亞人在網路上公開辯論艾菲爾鐵塔的鐵來自你國還是我國。我們有能力膚淺快樂地欣賞方尖碑、凱旋門、盧森堡花園,心清如波,不生一絲義憤,彷彿這些物事是上天賦予法國人的。與此同時,你來自馬利的同學望著筆直的國界打個結繞過他們村莊,感嘆要不是殖民者畫線畫到一半手抖了一下,他會是茅利塔尼亞人。你覺得他的沉思背後有很深很深的意義,深到你不敢置喙,於是你幫他按個讚。

  就好像那些爭先恐後穿馬掛,直播說相聲、寫春聯、包水餃、逛天壇的白種人。「我熱愛中華文明。」他們真的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嗎?

  一個人來到了不曾欺侮、剝削、凌辱他的國家的大國,本就容易忽略昔日與今天的血腥與陰暗,而歡喜沉浸在物的美麗中,「是隻小小鳥,飛就飛、叫就叫,自由逍遙。」臺灣人在法國,就好像白種人在中國──很難覺察,覺察了也難直面這個國家的陰影。生活是馬卡龍,美美的,沒有重量的,五言六色的。

  聖母院是「更好」的象徵,是缺乏歷史縱深的留學生如我,生活中的大錨,拉著自己沉住氣。

  臺灣的留學生搭公車從聖母院身邊拂過,就好像《金枝》提到的接觸巫術──碰到了,就開始生效。

  也可以這麼想:不同於居民與遊客,留學生正在追求。居民與遊客是兩個極端,各自穩定著。遊客的巴黎經驗滑順、姣好、同質,像調味乳;居民是熟成完畢的乳酪,各有各的意難忘,味深長,香臭苦。至於留學生:鮮奶到優酪乳的半路。待了十年的學長在掩映的陰影中說:「有些人就是不適合這裡。不,這說不清楚的,就是跟這裡不對盤。他們很快就會打包回去的。」我聽見這句話時剛落地一個星期,從此再也忘不了他咬字的表情,與表情背後的十年之心。每一個沒有麵攤、飯擔、美而美的早晨,留學生不會知道自己終將發酵成優格,或終究只是壞掉。想著想著,留學生撕下了可頌的一小角,安慰自己:優格也是壞的,不壞哪得人愛。問題是,怎麼壞,才能讓風光一路好下去。怎麼壞得深邃,壞得洞亮,壞得鍾靈毓秀,壞得苦盡甘來,壞得在歷史的座標系上開花。聖母院就是這過程裡的,時光之酵母。看一眼,就再繁殖一些,咬緊牙根、袚除魔考,把穩道路在心中。

  就這樣,聖母院在留學生心中的比喻,一路從大錨、巫術,來到了酵母。

  

  

     蒙馬特曲徑中。大學城一個房間裡。十三號線終點站旁現代建築陽臺上。義大利廣場的圓環中心。大使館領務組外。聖米歇爾噴泉前。宛如暴雨中撕衣下跪:留學生哀痛逾恆。

  去年底驚天動地,發現曾經以文明為傲的母國,精神狀態仍然留在中世紀。今天,腳下的遠處揚起了煙塵,真實的中世紀文明一角在火中逝去。

  像是一記猛藥對治法國的臺灣留學生,逼迫我們長大。

  

   

  阿伯一講解聖母院的木頭是怎麼風乾、油浸才蓋的。旁邊的阿妹說:「就為了今天被火燒。」

  阿伯二說:「可惜龐畢度中心完好無缺。」

  一群人都笑了。我也笑了。

  阿伯三穿著渾身勳章的風衣,倚著他鎖在欄杆上的腳踏車,拿著一瓶啤酒,開始與附近的三個妹子風趣聊天。他有撩人的意思。

  有人繼續慢跑,抽大麻,兜售啤酒,輕輕彈琴。

  這些都是法國人。

  最不需要的就是讖緯式的比附:歐洲之衰,法國之衰。我對他們是有信心的。

  以心態史的角度,我們不能說在我身邊的這些人跟十二世紀的法國人有一樣的精神狀態。

  不過,也是經過了無數的因緣碰撞,在他們不斷變化的心態中,聖母院滋長出來,如今又毀去一半,又將要重生其中。

  

   

  再見呢,再見。

  

   

    

    

   

   

   

見刊《印刻文學生活誌》2019‧五月號

入選《九歌108年散文選》